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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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勃列日涅夫主政以后,苏联重新定位了社会发展阶段,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内外政策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在宗教管理方面,苏联党和政府通过调整宗教管理机构,制定新的宗教管理法规,重申信仰自由原则,以及鼓励宗教组织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神学建设等方面的努力,使得赫鲁晓夫时期紧张的政教关系趋于缓和,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苏联;宗教;社会主义;信仰自由
   一、1965年改革宗教管理机构:统一政府宗教管理的事权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显示出对宗教问题认识的肤浅,这具体表现在国家希望通过群众性的运动和行政法律手段来加速宗教的消亡。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他虽然并没有明令取消任何一条赫鲁晓夫时期的宗教政策,但是“对于宗教的政策改变了其本性”。这种改变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和政府对于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新认识是分不开的。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党和政府提出了超越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理论,在这样的认识支配下,加之片面强调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异质性,对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又缺乏认识,因此,取消宗教,加速宗教的消亡自然就是当时苏联宗教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和政府将苏联定位于“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从而为苏联赢得了“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当然也就不可能以加速宗教的消亡为重点,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上。这首先表现在对宗教管理事权的统一上。
  1965年12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改组国家的最高文化机关,将原来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祭祀事务委员会合并成一个机构—宗教事务委员会,依然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这个新机构的章程第一条就规定:“委员会是联邦机构,以在宗教关系中忠实执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为宗旨”;这个机构的职责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监督,委员会要“监督保障信仰自由的《苏联宪法》以及1918年1月23日《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法案的执行情况”;第二是研判,委员会有责任“研究和总结关于宗教祭祀法律文件的执行情况,拟定苏联法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中关于宗教问题的草案,并将其提交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三是通报,委员会要“向苏联政府通报宗教组织的活动”;第四是协助,委员会要“协助宗教组织建立国际联系,参与保卫和平以及加强各民族人民团结的斗争”。③应该说,苏联对于宗教管理机构的这次调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原来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而后又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成立于“二战”时期,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协调东正教会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加强沟通和联系,以便进一步利用东正教会的力量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团结各方面力量,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在战争环境下,进行这样的机构设置是无可争议的,从实践的情况来看,这个机构也确实在协调战时苏联的政教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进人和平时期以后,在国家己经设立了宗教祭祀事务委员会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从行政上来讲,肯定会造成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已经设立了普遍的宗教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又设立同等级别的东正教管理机构,无形中将东正教的地位突出于其他宗教之上,容易给人造成即苏联境内各宗教并不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并未真正落实的负面印象。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政府不仅完成了将宗教祭祀事务委员会和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合并成为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机构调整,从而统一的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事权,而且,从这个新的机构的部门规章来看,苏联政府要对所有宗教实行一视同仁的管理,并且希望通过建章建制来强化这一管理的愿望,也在这一行动中表达得十分明确。
  二、对1929年《关于宗教组织的决议》的修订:宗教管理常态化除了建立新的宗教管理部门,统一国家宗教管理事权之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维埃国家还通过修订和颁布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法律法规来强化对宗教的管理。1966年3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违反有关宗教法律的行政处分的命令》、《关于贯彻苏俄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的决议》以及《关于补充修订苏俄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的命令》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个层次上具体规范了对违反宗教法律行为的处罚。
  在俄罗斯颁布了这些法律法规之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也陆续地颁布了相类似的法律文件,从而在全苏范围内实现了更加具体和更加有层次的宗教管理模式。
  1975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1929年4月8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宗教组织的决议》进行了修订,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在苏联国情和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境内宗教本身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修订这部法律,其意义自然是不同寻常的。这应该被看作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国家宗教管理法规所进行的最大的一次修订和完善。
  这次修订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取消了关于宗教组织部不享有法人地位的有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尝试259规定。1929年《决议》的第三条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教徒小组不享有法人的权利”①,新的决议的第三条,删除了这句话,原来《决议》第二十二条规定:“宗教代表大会岌其所选出的执行机构不具有法人的权利’,,新的《决议》中这一条被注明“失效”。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早在卫国战争开始之初,苏联政府就已经实际上承认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执行机构的法人地位。这次新修订的《决议》将这种权利普遍地赋予给了所有的宗教组织,这不仅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府在处理宗教和教会问题时已经意识到运用法律手段对宗教施行“依法管理”的重要意义,也表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关涉到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宗教权利平等问题。
  《决议》修订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宗教管理的权限,尤其是对宗教组织和宗教建筑存续问题的审批权,收归中央。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地方政府在执行国家宗教政策的过程中出现偏差,有利于国家对宗教实行依法有序管理。同时,这也表明苏联党和苏维埃国家吸取了赫鲁晓夫时期反宗教宣传运动中放任地方胡乱作为的深刻教训,领会到宗教工作无小事的全局性特征,体现了苏联党和国家对于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此外,这次修订还对宗教组织中央机构的地位进行了说明。从而保证教会各级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比原来更明确,更有保障了,再也不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时“作为公民的教徒,达到20人以上可以申请登记,但作为原东正教整个的组织却一直不能获得登记的批准”的这种局面了。
  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为国家的宗教管理工作进行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最为集中的时期。成立新的国家宗教管理机关,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法规,不仅有利于国内宗教活动的有序开展,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异质性所造成的矛盾得到舒缓,而且有利于整个政教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宗教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
  三、1977年宪法: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宗教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宣传苏联宗教政策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尊重。进人20世纪70年代,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本文所引用的1929年和1975年《关于宗教组织的决议》内容,均引自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一329页。团之间严重对立的“冷战”由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对抗,转化为在“硬实力”对抗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意识形态等“软实力”的较量。西方社会舆论经常通过指责苏联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推行反宗教运动来散布敌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观点。在苏联国内,宗教领域中也确实有些“不同政见者”发出了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和谐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除了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维护国内宗教生活的有序和稳定之外,还在宗教理论建设和对外宣传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1976年,苏联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已经展开,为了宣传新宪法的立法宗旨,苏联《消息报))于当年的1月30日发表了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弗·库罗耶夫的文章“苏维埃法律与信仰自由”。文章指出,“人们有充分理由把苏联关于宗教信仰的法律称为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个法律保证苏联全体公民有完全的自由确定自己对宗教的态度:信神或不信神,持有宗教观点或不持有宗教观点,不受阻碍地改变信仰,参加一个宗教组织。在苏联,谁也不会被迫信教或不信教,谁也不会被迫举行宗教仪式或被迫不举行宗教仪式。所有这一切都是每个公民的信仰问题,都是每个公民的不容争议的权利。同时,每个公民有不信教、不承认任何宗教、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的权利”;文章还指出“在团结一致的苏联社会里,没有把人们分成为教徒和非教徒,在这个社会里,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正在手携手地为自己祖国的利益工作着”①。
  1977年苏联新宪法颁布,这部宪法的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保障苏联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无神论宣传的权利。禁止利用宗教信仰挑动敌对情绪与仇恨。苏联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此外,新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苏联公民,不分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种族和民族、性别、教育程度、语言、宗教信仰、职业的种类和性质、居住地点和其他情况,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②而更为重要的是,新宪法用“进行无神论宣传”取代了“反宗教宣传”的提法,这表明苏联党和政府已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以科学无神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目标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尊重信仰自由,构建和谐政教关系的目标是不同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目标。正如列宁早就已经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劳动群众进行世界观教育,重点不在于反对现实中的教会和教派,而是要让他们树立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尝试邵1要规定。按照苏联政府的解释,这一规定具有至少三个层次上的意义,首先,这一规定旨在“保护个人权利,不管其对宗教的态度如何”;第二,这一规定“反对在宗教掩护下任何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防止煽动反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和法律的敌对情绪”;第三,这一规定也“不允许在各宗教派别之间煽动敌对情绪”。如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与国外对苏联妨碍宗教自由、不尊重人权的指责相关,在苏联国内宗教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东正教团体内部就有一些神职人员不仅自己在教徒中间散布敌视苏联社会和苏维埃政权的言论,而且还致信世界基督教协会,企图借助于国际宗教组织的力量向苏联政府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宪法强调,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同时意味着不能用宗教掩盖反对国家的政治活动,当然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圣经与共产主义道德: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神学建设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国家对于宗教的管理虽然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的修订得到了强化,但是比之于赫鲁晓夫时期的反宗教运动,这种依法管理的模式目标清晰,管理手段明确,其目的不是整肃宗教而是要对宗教活动的开展进行有序管理。因此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宗教并没有因为国家加强管理而萎缩,而是有了适度的增长。各宗教不仅都能正常地开展宗教活动,为致力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苏联宗教政策进行正面的宣传,同时也成为服务于苏联外交战线上的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
  作为苏联最主要的宗教团体,俄罗斯东正教会1971年召开了最高宗教会议,选举皮缅接替去世的阿列克谢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新一任的牧首。这次大会高度肯定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服务于现代人类的事业中积极而富有成果的努力”,这种努力是以‘气教会为世界和平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热切的祈祷为基础的”,最高会议宣布,“俄罗斯东正教会最优先的神圣使命就是,继续积极推进其和平事业并将这一事业发扬光大。教会认为,世界的和平与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和谐发展关系密切,与各民族之间在平等和独立基础上的友好相处关系密切,与文化、经济、科学和政治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关系密切,也与增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关系密切”。大会号召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所有主教、神甫、修士和平信徒继续为世界和平和正义进行不懈的、尽心尽力的和创造性的劳动。
 

[正文图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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