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莱易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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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威廉·莱易斯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其在对控制自然的人类传统观念的分析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和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中、在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建构中呈现出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威廉·莱易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对我国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威廉·莱易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伦理思想
   一、“控制自然”的道德性分析威廉·莱易斯认为导致现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观念层面的原因。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莱易斯把人们对生态危机问题的看法归结为两大类。一类观点认为生态问题基本上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当人们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环境问题看作是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的时候,这种观点仅仅把自然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一个对象或客体,实际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这种观点潜藏着对市场机制和现代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高度信任。市场机制与技术革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环境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成本或经济代价的核算问题。另一类观点认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一切生态危机的祸首。在莱易斯看来,生态危机的问题既不单纯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也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支配人类行为的观念问题,是“控制自然”的观念问题; 实际上,在关于生态危机的上述两类观点的背后都潜藏着“控制自然”的观念。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乃是数千年来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科学技术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发挥对自然的控制作用的。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道德性质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变化。控制自然的观念萌芽于古代神话,在原始先民的生存活动中,他们一方面因使用和创造劳动工具而感到人的独立与力量,从而产生对工具的渴望心理,另一方面又因为缺乏对工具的控制能力而产生对工具的恐惧,把工具视为有灵性的东西而通过某种宗教仪式而予以安慰和崇拜。在原始先民的简单的生存活动中及其观念中,他们保有着某种对自然和控制影响自然的工具的道德敬畏。中世纪基督教《圣经》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
  这一“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为人控制自然的观念提供了最为深刻的基础,也为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与行为提供了道德的神学依据,赋予了人类控制自然以道德的权威性和道德正当性,也在上帝的约束下保持着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在进入近现代社会后,控制自然的观念开始摆脱神学的约束而回归人本身,作为近代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为了揭示出自然规律而“拷问自然”,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人类恢复对自然统治权的形式。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会造成人类支配自然的加速发展,“技术发明的速度甚至连最先进的社会也不能控制。”
  随后,“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 17 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因此,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对‘控制自然’的观念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剖。”远古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控制自然观念一方面包含了把自然作为工具和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对自然的道德敬畏。而在近现代以来历史中形成的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则全面彻底地把自然仅仅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来对待,使人严重缺失了对自然的道德敬畏和尊重,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导致了对自然的滥用。莱斯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近代科学和控制自然的观念与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着逻辑的和历史的紧密联系,他们在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利润的过程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威廉·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其道德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是说其道德的性质或者说进步性质呈现出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控制自然的观念与社会实践从最初的具有相当的道德性逐步演变为一个工具性的、不道德的观念与实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期,这一观念让人依赖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促进了人的独立自主,扩大了人的自由,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促进了人口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表现出很大的道德进步性质。到20 世纪后,这种观念一方面由于抛弃了传统社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与活动方式,把旨在控制自然的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冲突和截然对立; 另一方面,它又使得科学技术畸形发展,遮蔽了科学技术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内在联系,阻碍人们对人际关系中新的控制形式的认知或觉悟,巩固和加强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和社会压迫,呈现出了严重的不道德性。
  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遮蔽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特别是从近代以来工业化的发展来看,“人类的活动已成为自然环境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以至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莱斯认为,控制自然造成了两个灾难性后果,一个是破坏了地球生物圈的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与生态危机,另一个是造成了人类社会内部的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阶级或其他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激烈的相互斗争。
  这两个灾难性后果之间的联系源于控制人与控制自然之间的联系。“控制自然”的观念必然带来对人的控制,对自然的控制与对人的控制是不可分割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孤立的、个人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以一定的社会结合的方式展开的。控制自然“意味着由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一特殊范围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除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 和必要的生存) 。”“如果控制自然的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即通过具有优越的技术能力———一些人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
  莱斯认为无论从历史发展的现实层面来看还是从理论逻辑的层面来看,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常常掩盖或遮蔽了人对人的控制,“控制自然似乎不是人类的伟大事业,而是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其他利益集团,总是利用人类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把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转变为对人的统治和控制的手段,对自然的控制实际上成为少数人和一些利益集团剥削和压迫其他阶级的工具。实际上,被用来控制自然的科学技术预先以一定的方式达到了对人自身的自然的控制即对人的本能的控制; 正是在控制人的本能欲望的基础上,人才能以有组织的方式集合人的力量实现对外部自然的控制。毫无疑问,人对自然的控制已经使得自然中的一切仅仅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而存在,自然仅仅处于工具或手段的地位,这样就遮被了自然的价值性质和对人来说的道德意义。与控制自然紧密相连的对人的控制,必然使得一部分支配和统治另一部分人,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由于企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进行的斗争趋向于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转变……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剧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威廉·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反意识形态”的“自然的解放”是控制自然观念所造成的矛盾的产物; “自然的解放”和“与自然的和谐生存”都不是走出“控制自然”观念的正确途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控制自然的观念及其物质活动变成了维护个别人、企业和特殊统治集团的利益的手段。于是,人们从对自然的控制转而反对控制自然,要求解放自然,要求自然从文明的枷锁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使自然成为人类的情感和行为的真正源泉。在威廉·莱易斯看来,“自然的解放”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对“控制自然”的反对并没有真正把握“控制自然”的内在矛盾,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力图减少浪费性的生产,从而消除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是具有积极价值的内容。但是如果人们把它作为口号予以教条化,作为对现行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不满的情感表达,它就失去了其本有的实践力量而成为一种反意识形态。
  二、对导致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批判1. 资本主义制度扭曲了劳动的道德性质和导致消费的异化威廉·莱易斯高度肯定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价值所在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满足根本上是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在于消费活动,只有当人们的生产活动、劳动成为被迫的、不自由的、谋生的手段时,当劳动成为一件痛苦的事情时,人们才会把人生的满足和幸福建立在对消费的追求上,以此宣泄劳动中的不满,消除劳动中所遭受的挫折和痛苦。就资本家阶级一方面来说,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断追求利润的冲动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造成资本主义的过渡生产,从而迫使劳动者突破生理的极限,使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受到巨大摧残; 就劳动者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生产者的劳动活动不再是体现人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而成为人们为获取收入和生活资料的谋生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活动———劳动———已经不是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人们不能在劳动中得到满足和幸福,而被迫把自己的幸福和满足转向其他方面和领域———在吃喝等消费活动中———得到满足和幸福。可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表现出了对人的本质的压抑和扭曲,呈现出了巨大的不道德性。
  莱易斯在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的同时,还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状况的异化和不道德的性质。在资本主义高度细化和破碎化的生产分工体系下和消费体系下,人成为片面的、畸形发展的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生产体制和消费体制妨碍了人的自由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迫使人把自己的注意力、满足和幸福转向消费领域,结果并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并不能使人得到满足和幸福。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过度生产所导致的过度消费成为异化的消费,人们把满足、幸福归结为消费,使满足、幸福与消费相等同,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成为衡量人们是否幸福的尺度。莱易斯认为,仅仅根据人们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正是当代异化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吃、喝、性机能等等固然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它们一旦脱离了人的本质———自由自觉地创造性劳动———成为人的最终目的,那么这些机能就成为动物的机能。毫无疑问,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的显着表现。
  2. 资本主义制度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由此造成生态危机·47·莱易斯认为,当代世界性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正是这一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资本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为生产而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呈现出无限扩大或扩张的趋势。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极其过度的生产,这是毫无疑问的。
  为了使得这种过度生产能够顺利地不断进行,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过度消费的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通过无所不在的广告等各种方式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把消费作为人们的幸福之所在。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的直接结果,这种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势必逾越或突破自然生态环境所具有的有限供应能力和承载能力,必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3. 资本主义制度使得科学和技术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莱易斯认为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科学和技术本身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操作活动,本身不包含价值的倾向性; 科学作为一种操作活动总是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背景,总是受到一定的观念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不在于科学技术,而在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的使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追求利润成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力,资本家把科学和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就是为了占有市场、获取垄断利润,科学与技术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手段,成为其剥削广大生产劳动者的工具。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就不再是价值中立的,而转变为不道德的。科学与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在实现人类对自然的控制的过程中总是与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生产关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正如“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一样,“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 技 术 控 制 通 过 操 纵 需 求 转 化 为 对 人 的 控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通过广告等方式成为激发、维护过度消费或异化消费的工具,在政治领域中发挥着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成为资产阶级实现阶级压迫的工具。威廉·莱易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不道德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社会生产呈现出无限扩张的趋势,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承载的限度,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冲突和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财富两极分化造成人与人的不平等,消费主义的倾向使人充满挫折和焦虑,并未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为要维持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张和生活的高消费,势必造成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更具有压制性的和极权主义性质的统治。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已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全面地表现出来。为了克服现代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社会,威廉·莱易斯建构了自己生态社会主义的“易于生存的社会”。
  三、对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建构莱易斯在深刻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对未来的道德社会的建构。首先,必须确立新的控制自然观和生产消费观———人类在道德上对其欲望和行为予以自觉约束。在威廉·莱易斯看来,传统的控制自然观念对人类社会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超越“控制自然”观念的新路径,既不是“自然的解放”,也不是“与自然的和谐生存”,而是“控制自然”观念的创造性阐释。“我们不应该把人类技术的本质看做统治自然的能力。相反,我们应该把它看做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这种态度将适当地处理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微妙的相互作用。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 这种控制不再与产生于社会统治结构的压迫性需求相联系) 能够实现在统治自然的原始概念中所蕴涵的进步希望。”
  人类在历史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技术能力不能片面的仅仅看作是对自然的统治能力,而应当看作是对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控制,在这样的以技术为代表的控制自然的新观念的引导下,才能够重新恢复人类最初始的控制自然观念中所蕴含的道德性内容。“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人性的解放: 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
  这种全新的控制自然的观念不再是把外部自然作为一个客体对象来支配,而是对人与自身自然的关系予以控制,控制人自身的自然。通过对人类自身的非理性欲望和破坏性方面予以道德的约束,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能力,从作为主体的人类自身的自律来处理人类与外部自然的关系,这既是人自身的人性解放,同时必将带来对自然的解放。“控制自然的观念一旦摆脱已成为时代错误的历史关系,就将获得新的意义。从道德进步来考虑,它将更有力地表明我们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月球,和外层空间,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现成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
  着眼于人的道德发展的新的控制自然观,将通过道德能力的提高来实现对技术的道德地运用,并将促进建立有助于道德地使用技术的社会制度,从而使它们进入良性循环的关系。乃是确立一种使得人能够与自然相协调的社会制度,当人以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自身的自然、控制自身的自然,必将促使人类道德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作用于外部自然,必将造成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解与和谐。
  莱易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生产观和消费观都是扭曲的,不道德的,必须予以纠正。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在他看来,人类在生产领域中的满足是克服生态危机最为有效的途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满足的可能性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
  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人们在生产中的压抑、挫折、不自由、受压迫促使人们把满足和幸福转向消费领域,使得人们把消费———特别是消费的数量———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错误的幸福观。人的幸福不在于消费———更不在于过度消费———而在于生产,人的自由的、创造性的生产活动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只有当人们把自觉地注意力集中于生产活动中,在生产劳动中实现自由、自主和创造性,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满足和幸福,人才是道德的人、身心健康的人。生产活动的多样性、自由创造性可以打破消费导向所造成的高消费的单一模式,为人们提供理想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在直接的生产活动中即获得满足和幸福。
  其次,建立以稳态经济模式为基础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威廉·莱易斯设想了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The con-server society) 这一“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主要包括如下几点,首先,这一社会在经济上实行稳态经济,稳态经济是指一种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以质的提高代替量的增长、使人口数量与产品总量保持均衡和恒定的经济模式。其次,这一社会根据环境和需求的变化动态配置资源,使需求的满足不再局限于商品消费的层面,而是通过社会政策的引导把人的满足从消费活动转入生产活动。再次,这一社会既不反对商品交换,也不反对科学技术,它所反对的是把商品交换作为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和对科学技术的使用方式,要求“在替代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化的积极方面和尖端技术就可以向当代社会提供以前所不能有的舒适环境,即提供多彩多姿的生活环境。”
  莱易斯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具有很丰富的伦理内涵。他认为在这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中稳态经济模式的实行只是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取质的标准……”经济模式的实行服从于道德,经济模式要有利于和服从于正确的幸福标准的确立。衡量幸福的标准将不再是以往的单纯的消费的量的标准,而是“采用质的标准的有机的理论观点”。以量的标准衡量幸福必然使人们单纯追求商品消费的数量增长、商品品种的不断扩张和升级换代; 而以质的标准衡量幸福则会使人们把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视为幸福的源泉,追求更高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这一社会改变或转变了人们的满足观念或消费观念,使商品在满足人的需要中的作用与地位大大降低,并使得人均使用能源和其他物质的数量降至最低水平,从而使社会成员形成节约、节俭、简朴的道德品质,使整个社会呈现出节约、节俭、简朴的道德风貌。在他看来,由于抛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导向和衡量幸福的量的标准,而且一切技术的使用和政策的制定都要服从这一目标,从而使得人们的需要( 需求) 满足更多地立足于生产活动,因此,这个社会所代表的是进步而非贫困。“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这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不仅整个社会的能源消耗和物质消费的总量降到最低水平,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消费量的差距也缩小到最小程度。这就意味着“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中的全体社会成员将真正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威廉·莱易斯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要求实行严格的社会正义。
  他所要求的社会正义不是那种收入上的绝对平等,而·49·是要求对财富的积累予以限制,相对控制脑力劳动者过高的收入,使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体力劳动者也“报酬优厚、生活丰裕”,力图实现劳动者的收入平等和社会平等。总之,莱易斯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是一个使人的生活舒适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是一个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伦理意蕴的社会。
  四、结语生态危机的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有赖于人类自身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协调。莱易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对造成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从人类“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层面、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等方面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展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形态之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现实、批判现实、力图改造现实的实践品格。莱易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批判性分析和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辩证统一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挥。正如马克思所说,“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只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平等、自由、协作、和谐的道德的关系,才能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消除对立,达成道德的与和谐的关系。但是莱易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新阐释缺乏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他的稳态经济的社会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没有涉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性变革。控制自然的新观念、新的生产观和消费观和稳态经济的新模式,如果没有以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为前提和基础,都将会成为空想的乌托邦。
  我国社会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和社会矛盾。莱易斯对解决生态危机的诸多设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 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借鉴实行莱易斯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可靠的制度基础。莱易斯提出的确立新的生产观和消费观( 包括幸福观) 、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用、稳态经济的发展模式等思想都将可以结合我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得到有效的实施,成为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从而使我国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切实成为全面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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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图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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