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与中国文学文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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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拓展的长河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也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历史证明，当社会文化发生变革时，文学与文化总是进行着双向运动：一方面，文化变革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文学创作主体和创作主题等都会出现相应变化；另一方面，文学又担任着重要精神职责，成为文化变革的主要力量。
先进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文化转变
先进文化，是立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拓展的文化。现在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结构、行为主体、收益和分配方式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各种思想文化潮流也大量涌人，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呈现出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并产生了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文化转型现象，作为文化重要表现之一的文学也是如此。
（一）文化与文学
我们可以将早期的文学看作广义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也可以被看作文化的风向标。中国文学的文化功能是有目共睹的：从先秦时代开始，居于主导地位的就是其文化价值。后来中国文学即使转化成为一种真正的审美表现活动，却仍然无法与社会的文化分离开来。这不仅是因为文学自身拓展和演变的问题，还因为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既从文化中汲取资源又对文化施加影响。在中国历史拓展的长河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也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历史证明，当社会文化发生变革时，文学与文化总是进行着双向运动：一方面，文化变革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文学创作主体和创作主题等都会出现相应变化；另一方面，文学又担任着重要精神职责，成为文化变革的主要力量。
（二）文化转型
化转型是指文化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换过程，具体表现为文化结构、文化运行机制和人们的价值观念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在几个世纪中经历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的两次重大转型而文化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价值导向、智力支持和精神陶冶三大功能，其中最基本的则是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归根结底，一种文化先进与否，其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其价值观的先进与否。中国当前提出的先进文化，是符合生产力的拓展方向的，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类最根本的价值目标。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极为重要的文化转型时代：先秦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和处于中西碰撞的近代。而通过对这三个时代的文献以及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到此种价值观在中国社会早期就已经萌芽并始终作为中国文化精神最核心之理念，而且成为经历了多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后中国文化仍然得以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尽管其具体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拓展。此种基本理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即使是处于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它也应该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精神力量，以此促进文化的拓展。
（三）三次社会转型之社会背景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进文化的产生，也要以先进生产力的拓展为后盾。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文化转型，也是和社会转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周王朝的统治者用分封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此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形成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拓展，私田不断增多，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也随之瓦解。与此同时，社会阶层也开始出现分化，以儒家为代表的“士”开始具有了特殊的地位，他们不仅构建了中国思想的最初框架，而且其理论和行为也影响甚至主导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正是以儒家为首的“诸子百家”，以他们流传下来的论著建立了中国最初也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念，而这正是在生产力的进一步拓展基础上所产生的先进文化的体现。
从汉末的纷乱到隋代重新实现统一，中国社会在这段约四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二个重要的转型阶段。东汉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拓展，土地兼并剧烈，宦官和外戚两个集团的相互倾轧造成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因此在汉代与封建政权紧密结合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发生了动摇。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外来文化的侵染和道家思想的兴盛，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尽管此后几百年间的社会动荡不安，但创作者的思想和个性却在曲折中进一步实现了自我的解放。时代混乱、战争频仍、人命危浅的残酷现实进一步激发了人的生命意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怀和追问，尽管有很大一部分以宗教或玄学的形式出现，但这恰恰是生命觉悟的深入证明。与之相关的则是对于宇宙秩序和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的普遍关注和追寻。
第三次社会转型是在晚清。由于社会巨变和西方思想的剧烈冲击，中国的固有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晚明到清末，文学拓展的步履十分艰难，但中国文学的面貌却有了显著的改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处于清末民初这一重大的时代转折点，开始更为积极地关注和了解西方的文化。元明以来在皇权压迫下的争取个性解放的历史潮流，在西方学说的影响下转变成了更为激进和鲜明且内涵也逐渐趋于完整的学说，由此催发了真正指向现代文明社会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在此关键时刻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的结合，成为了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
（四）各时期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先进观念
1．现实观
周王分封诸侯，促进了中国以“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被儒家继承拓展，成为其思想的核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实际上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基本价值观由重视“神”开始了向“人”的转化，为中国文学打下了“现实观”的基础——天治转化为人治，将国家兴亡的最终原因归结到了人本身，人的行为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孔子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四季转换、万物生长，与所谓“天”的意志没有任何的关系，天已经回归为自然意义上的天。《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由人的本性出发可以和天的本性相通。“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最终，从孟子开始，“由天到人”，其立足点放在了“民”上面，第一次肯定了“民”的主体地位。苟子则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念说明人君欲安其位，必须平政爱民的道理，被认为是将“君主论”和“民本论”明确结合的第一人。尽管各家的思想都有一定的缺陷，但可以看到，中国人已经将“天人观”的落脚点放到了人身上。此种“现实观”为中国文化思想由“民本观”拓展到“民主观”打下了基础。
从东汉末年开始，扩张了军事力量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的混战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这给下层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民是立国的基础，尽管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我们也可以看到统治者对人民的关注增加了。如曹操的《蒿里行》就表现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也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使得曹操成为对现实有清醒认识的军阀的代表。可以说，此时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关注，真正开始由先秦诸子的抽象的“民本”理论转移到了对“人民”具体的关注上来。特别是晋末的杰出诗人陶渊明用自己的实际创作表达了躬耕自给的生活理想。玄言诗统治文坛有百年之久，一直到陶渊明的出现，他将自己在田园劳动中与下层人民的接触和对农村平静生活的体验结合在一起，才为空虚的东晋文坛带来了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而他的诗歌所具有的平淡自然的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大大提高了五言诗的艺术水平。
2．平等观
平等观和现实观是相辅相成的。虽然现实观的特点是由“神”到“人”，落脚到了人的身上，而直到“士”开始出现，平等观念才真正开始萌芽，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毕竟意昧着一个新的阶层的觉醒及其自我实现的需要。首先就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提升，这是构成平等观的重要基础。“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之一，包含“忠恕”、重视人的生命、爱人等多重含义。在孔子看来，“仁”不仅是社会拓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一个独特阶层的特殊情感和追求，是“士”表现出的对更高人生价值的渴望，这是个人品质的完善，更是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必由之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意识觉醒，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才会看重自己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地位，甚至要求君王也用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此外，在教育方面,孔子希望“有教无类”；在国家的经济生活方面，孔子则主张“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当然，平等观念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墨家了。“天兼天下而爱之”，“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天的意愿是平等待人，所以普天下之人人格皆平等，并且有利相交、有力相助、有财相分，这就是墨家的平等观念。可以看到，儒家和墨家已经有了关于人的独立意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东汉末年黑暗的政治局面使得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拓展，促成了玄学的产生。同时，敏感的作家在此种社会情景中所感受到的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为他们的作品奠定了悲剧性基调。这种文学氛围一旦和玄学相结合，产生的则是人们对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肯定和追求。从曹操、曹植、王粲等人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建安时代特有的政治理想的高扬和强烈的个性表现。而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正始诗歌则普遍表现出危机感和幻灭感，抒写了更多的个人忧愤。王弼则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秉承老庄学说，对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了彻底的否定。我们可以将魏晋时期人性精神的拓展视作先秦诸子所建立的平等观的曲折延续，但在晋代出现的《列子》中则发生了变化。它继承庄子适性的人生主张，又受玄学和时代风气影响，将人欲拓展向了纵欲主义。这是人性拓展走到极端的反映，正说明了处于封建时代的人性拓展的局限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从东汉后期就开始形成的士族制度在魏晋时期经因“九品中正制”得到了强化，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转化成了不平的呼声。如左思和鲍照的诗歌，与先秦时代地位模糊的诸子和笼统的平均目的相比，他们自我实现的要求更为明确，是苏醒之后的人的精神在文学中的反映。
清代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西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以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沂为代表，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论，认为“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谭嗣同则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思想和平等观念反对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梁启超提出了“合群”与“独立 ”、“自由”与“服从”、“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道德观；严复则提出了以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为实质内容和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进化论伦理思想。可以看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之观念来破除中国封建君权专制主义，矛头指向专制统治名教纲常，这是中国思想文化拓展史上的巨大进步。这种平等自由学说的思想架构，是以西方的伦理思想为基本的，其提出的理想社会、个人之问平等自由的关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互制互惠的基础上的。这样一种进步的平等观念，尽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仍然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与原始的平均主义思想相比，它反映出对人与人关系有了更为客观和进步的认识。尽管维新派的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他们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等观念已经为历史拓展的必然要求和合理前景打下了基础。
3．大同观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这正是平等观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先秦诸子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构筑自己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礼记· 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诸子各家实现的方式是有所区别的，但钱穆在《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中认为他们都主张寻求一种理想的普通人格来实践表达特殊人格这一根本观念。而且这种理想的普通人格，是从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即人文精神中籀绎而来的。也就是说，先秦诸子构造了人类社会的美好图景，具有了更高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这是对人类共同体本质的感悟过程。这样一种“乌托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促进了中国大一统政治结构的形成。就是这样一种超越理论派别、超越现实、甚至超越了人类已有的拓展历史的理想模式，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最基本的精神支柱。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生命哲学的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玄学在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及其“经术”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纲常，玄学却是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注重思辩深邃的本体论。应该说，这是向人的心灵拓展而成的一种理想境界，但却脱离了真正的社会现实。直到清末民初，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启蒙思想家吸收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博爱人权等文化思想，又将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以爱国救亡为目的而超越中国传统的小生产平均思想的大同社会理想。以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为代表，其中一些具体设想，随着历史的进化和科学的拓展在今天已经实现了。但是，对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来说，这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要消灭阶级、国家、私有、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类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而康有为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具有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性，无法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最终也无法实现拯救危难中的中国的美好愿望。但是他们所进行的开拓性的工作，使得 “五 ·四”运动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继承了明清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并且在批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最终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大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以先进文化为指导的科学主义、理想主义、和平主义对文学的拓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因为原来的伦理纽带突然断裂，随之而来的是内化于人们意识之中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失效。虽然说这种暂时性的市场无序和行为失范在经济的调整过程中有其必然性，但是新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不及时确立，相应的各种体制改革也势必将会难产。同时，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如：由于市场需求，创作者层面扩大，但文化与知识积累不够，使作品质量下降；单纯追求新的形式的外壳，内容却晦涩难懂；在市场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随波逐流，丧失了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作品走向功利化和世俗化。不过，我们应该将此看作在社会转型之际随着经济浪潮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意识形态介入原本传统的社会和民族而产生观念冲突的结果。要将这二者融合在一起，必定需要漫长的时间。其实，在新的经济体制下，中国传统的文化因子仍然规范着个体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中华民族建设拓展先进文化必须重视民族性，在不妄自菲薄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强调本民族文化尊严，进一步学习一切先进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实现社会和谐拓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形成的先进文化观念，为当今的文化拓展提供了最核心的理念，也必将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实观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要有科学理性的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平等观就是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当然这既要以大众的利益为前提，也要以个人的精神提升作为追求的方向。大同观就是要具有博爱的精神，只有怀抱为人类福祉而奋斗的信念，才能站在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高度对人类自身的状况提出更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文化开放也给文学拓展带来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对于创作者来说，不仅获得更多创作自由，文学观念有了更多选择，审美视野也得以极大拓展。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先进文化观作为指导，坚持科学的理念，以敏锐的现代眼光与先进思维方法去观察社会、感悟人生，中国文学一定会走出文化转型的困境，并且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成功的文化转型范例。　

[正文图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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